深山夜话
我二哥在1952年土地改革时就脱离了家庭，老家靠大哥的微薄薪金养活一家老小。1957年，大哥被划为右派，遣送到太和农场监督生产，养家糊口的收入顿时断绝。1961年，我父母要求在外谋生的我回到他们身边去。我怀着沉重的心情，背着一大包书籍和行李，踏上回家的路。走到老家溪河村附近的宾居河边，见河水涨了。我不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回家见父母，但是我已经穷得连换洗的裤子都没有，顾不了这么多，我脱了裤子下水，到了对岸，赶紧再穿上裤子。离别三年，终和父母嫂侄团聚，百感交集。
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大哥了。还是1957年夏季，他们集中在牛井完小整风反右时，他捎信回来，要我把《封神演义》送给他去。我去到学校，经门卫传信，大哥来到门口。这时他已被限制自由，不准出门，精神面貌还好，穿一件花格子衬衫，后来再也没见他穿过这件衬衫。大哥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为了和新政权亲和，靠拢工农干部，他经常穿一件布疙瘩纽扣的对襟衣裳。这一天他的潇洒让我感到反常。回头看，他这种直面风暴的姿态，使他成为这个学区三个右派中惟一活下来的人。被划为右派后，大哥被发配到力角完小，后来又被遣送到岗店煤矿背煤炭，在岗店煤矿期间又差点几乎被送去劳改。
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，宾川县公安局一个姓季的侦察员，提着枪把他押到乱坟岗审讯。侦察员气势汹汹地说：
“周锦川，根据曹××的交代，你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革命集团。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”“我跟他从来没有来往，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。”大哥回答。 季某说：“周锦川，你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坦白交代是惟一的出路，证据我们掌握了，如果今天晚上你交代了，还是算你坦白。你不要后悔。”曹××被投入劳改，20年后平反，方才那天晚上曹××也在乱坟岗经历了这样的审讯，只不过他选择了“坦白从宽”，结果差点把牢底坐穿。再后来，大哥被遣送到太和农场——一个地道的右派农场。后来印尼、印度、缅甸反华排华，大量难侨涌回国内，这里改名华侨农场，这些难侨呆了几年，就到香港或者其他国家去了。惟有右派，执行的是不定期劳役。我在炼洞完小教书时，太和农场的右派被押去炼洞挑橘子，大哥找到我，他想让我拿几个橘子，以减轻一点他的负担，但我没有理解。兄弟之间没说几句话就分手了。1958年3月，宾川一中全校停课搞勤工俭学，我被发配到宾居农场，和几个同学到瓦窑工地上整理瓦片，好的搁一边，不好的搁一边，叫“洗瓦”。这里也是一个右派农场，每天打饭的时候，右派们排着长队。管理人员交代，右派是敌人，不准学生同他们讲话，以免他们放毒。听旁人说，右派里有教授也有领导，我看见一位穿着白色的线绒衫，上面赫然印着“中国人民大学”字样。我想，肯定是北京来的，我曾经幻想过报考这一所大学。
我要去看望服劳役的大哥，就要深入到右派中间去，管理人员的“放毒”说对我不起作用。深入到更多的右派中间去，我学到的东西会更多。大哥这时已经摘掉右派帽子，在深山老林里做饭喂猪。深山老林被太和农场的诗人取了一个十分动听的名称：百宝山。右派们在这里种洋芋、萝卜，供应场部食堂。播种、收获时，大队人马才上来，平时只有零星人员上来运送洋芋、萝卜，住一个晚上就下山去了。大哥常年守在这里，每天劳动完了还要开会学习，接受监督改造。把他独自放在这里，是组织上莫大的信任，他因此而拥有了一点思想上的清闲和自由，这是许多右派求之不得的。按理说，这是一个读书的好机会，大哥自从打成右派以后，万念俱灰，什么书都不看了。记得他1949年从昆明回来时，每天晚上在晒烟叶的凉棚里，给父亲讲述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，我是最忠实的听众，常常很不情愿地被赶去睡觉，怕我第二天上学起不了床。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我得以记熟。甚至记住了金圣叹批《水浒》、批《三国》的话。这跟我的年龄不相称，但我实实在在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，后来听到一些早慧儿童和少年大学生的报道，我并不惊奇。人事变迁，只有大山依旧。在我上高小时，就知道父亲在这座大山深处一个叫红雀龙潭的地方修过水沟，多美的名字！人说深山藏猛虎，住在深山的右派，就是遭虾戏的浅水龙、被犬欺的平阳虎。当时有许多农民进山采摘杨梅熬杨梅酱，进山烧炭，挖猪槽，都认识大哥。于是，伴随着进山的人流，我顺利地找到了大哥。正好有七、八个右派在百宝山干活，我把我在《大理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给大哥和他周围的其他右派们看。
这群人中有一个叫顾思义的，身材魁梧，他不知道我，但我知道他，他曾是宾川县县长，在街头巷尾粘贴的宾川县人民政府布告上，常看见他的名字，让人联想到“顾名思义”的成语。1958年3月我在宾居农场、宾居街、宾凤铅厂干了几个月，又转移到牛井支援春耕生产。一天，我们到杨公箐的红薯地里捉虫，老百姓叫猪儿虫，可凶了，红薯叶片很快被吃得精光。捉完虫后，通知我们去县政府会议室开会，说是会议室，其实很简陋，就几把长椅子。开会时，才知道是县委书记李石秀作报告，他的报告内容，是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顾思义，他列举的罪状，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。我在想，李石秀这个石秀究竟跟《水浒》上那个石秀，有什么联系，反右派不是早结束了吗？右派不是早送去农场劳改去了吗？顾县长整了我大哥他们那么多的右派，逼死了我们的老师杨兆兴、王森，现在又轮到他了？一连串的问号使我陷入迷惘之中。昔日的顾县长高高在上，与我隔得太远太远，今天他已沦为贱民，和大哥殊途同归，真叫人唏嘘不已。顾县长告诉我，他是剑川人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游击队七支队三十二团任过供应室主任，这个团有许多宾川人，他随便举了几个，朱铁钧、杜介眉、李克俊、朱辛人、杨家训等等，我听起来相当耳熟，这些人是闹共产，闹解放的风云人物，其中的杜介眉在土地改革时就被革命吃掉了，因为他参加共产党之前是国民党的镇长。反右派开始吃顾思义这类参加共产党之前的进步学生了。县委书记李石秀是滇南游击队出身，同是游击队，为什么还要整顾思义？因为南下大军，即所谓山西派是正统，是主流，云南地下党干部是非正统，是非主流，受到排斥打击，在这一场政治角逐中，李石秀为了保自己，把顾思义抛了出来。此时见到的右派，已经不像1958年3月在宾居农场见到的整洁模样，说象叫花子，一点也不夸张。顾县长的呢子制服是破烂的，用不协调的土布作补丁，腰上系一根草绳。
夜晚，大家围在火堆旁天南地北的吹起来。一位姓童的老师来自南涧县，跟大哥相处甚洽，无话不谈，见到我的到来，很高兴，尽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。他说，反右派时，他们学校有一个教师，表现最积极。批判一个右派时，这个右派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，台下一个一贯积极的教师冲上台去，对那个死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大打出手，主持会场的县长一边说着不能打人，一边去制止这个积极分子，然而这个积极分子打红了眼，拳头打向县长。这时，台下发出一个巨大的声音：“把××抓起来，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目的就是打我们的县长！”台下的人对这个积极分子，早就恨之如骨，于是一呼百应，这个积极分子顿时变成右派分子。第二天的批判会十分热烈，这个积极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被数落出了几十条，划为极右，送去姜营劳动教养。大家听完一阵笑，童老师不笑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们还比他轻一点，普右。”大家笑得更欢了。正是这样的乐观主义，帮助右派们熬过漫长的21年，熬过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。
也有熬不到头的。人们已经入睡了，我们兄弟俩还在窃窃私语。大哥说，两年前开发所谓“百宝山”，提取什么芳香油，日夜苦战，死了两个右派，一个是冻饿而死，一个是劳累过度，被铡刀铡掉了手指，感染而死。大哥悲伤地说，要不是这老老小小一大窝子，这人间地狱的日子，他是不愿意活下去的。他极为伤感地说：“我们这些人，能不能够活到头，就很难说了，你要赶紧解决婚姻问题，承担起不容推卸的家庭重担，就算大哥求你了。”
当时，我虽然也哭了，但是我完全没有理解大哥要告诉我什么，其实，大哥是要我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中来，搞什么文学创作，远的有流沙河（诗歌《草木篇》的作者），近的有发配到宾居农场的彭荆风（电影《边寨烽火》和《芦笙恋歌》的作者），搞文学创作惹下包天大祸，不能再从事这种高风险的行业。若干年后，每当回忆起大哥的深山夜话，联想到自己所走的弯路，我禁不住泪如雨下。
白天，人们劳动去了，大哥给我讲了他所在学校有三名教师被划为右派，他是其中一名。另外一名叫杨兆兴，宾居区杨官营村富豪子弟，虽然只有高小学历，但文学、历史方面的造诣极高。他还没有结婚，未婚妻尚在学习，费用全由他承担。他划为右派后，未婚妻离他而去，他经受不起这一打击，吊死在我们村里一棵桑树上。还有一位叫王森，是英雄，为民除害，打死过一只豹子，算是打豹英雄，也吊死在我们村里一棵桑树上。我大哥特别提到，发配到离家三十里的力角完小，是父亲给予了他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。父亲引用的名言是“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没柴烧”。这件事情父亲同我说过，父亲去看望大哥，常常受到一位姓曹的学校领导的斥责和侮辱，父亲归来，总要描述一番曹某獐头鼠目的尊容，然后发出人在矮檐下，低头又何妨的慨叹。 晚间，一位右派同我讲起他到了农场以后，去找自己的亲弟弟，很想趁此机会到他处饱饱地吃上一餐，然后向他要几件旧衣服。哪知才见面，弟弟便劈头盖脸地大骂：“你还好意思来见我，居然挣得这么块金字招牌，典型的右派分子！”这一骂，什么吃餐饱饭要几件衣裳全在大脑屏幕上一扫而光。但是不得不认真严肃地向他解释清楚：“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我真诚地劝告党的领导不要再利用运动人整人，假若运动不止，那就整人不止，国无宁日。”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拦腰截断：“你看看你看看，至今你还坚持反动立场！”我这一次进山，对我搞文学创作大有帮助。大山给予我灵气，大山活跃了我的文思。《杨梅》这篇抒情散文，一气呵成，署名“洱海月”，投到《大理日报》，很快就在副刊《洱海》头条登出来。同在一个版面的作者有下关的刘傅生，洱源的李友文。一些搞文学的朋友认为写得好，是一篇有气势的散文。后来遇到编辑赵怀谨，他还记得有这么一篇文章。文中有一句“爷爷在两年前死了”，也有人说我含沙隐射，攻击“大跃进”，攻击“公共食堂”。不过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稍有缓解，说归说，未提到桌面上来。下关的刘傅生，洱源的李友文，用的是真实姓名，我不但用的是笔名，连收取稿费也用了化名。
1966年WG初期，抓黑帮，批毒草，刘傅生、李友文作为反动作者揪出来了，最反动的“洱海月”没有找到，《大理日报》的革命造反派派人到宾川找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据《大理日报》记者陈志强告诉我，因为他是宾川人，也参加了这次调查，他们的线索是，一个署名“陈几真”的作者写过一篇要多登《杨梅》这样的好文章的评论，陈几真不知道，知道也不能说，说了就会打成一个集团。我是在后来，与陈志强交谈中，无意中暴露了鄙人就是《杨梅》作者洱海月，才引出这段插曲。那时陈志强已经调回宾川县委会，他感概地说：“风头上躲脱了就躲脱了。”
深山老林的山民们还给我讲了“虎死不倒威”的故事——某晚，人们围坐在篝火旁，浓烈的肉香引来一只老虎，虎视眈眈，人们把一块一块的肉丢进它的口里，肉快完了，一把烧得通红的斧头，丢进了虎口，老虎大叫一声逃了。第二天，老虎威武地坐在山岗上，人们不敢走近。又过了一个时辰，老虎一动不动，才知老虎已死了。
还有个“麂子死而复生”的故事，说的是一块洋芋地里，睡着一只死了的麂子，山民象背人似的将麂子背回家。快到家了，麂子一脚蹬翻背麂人跑了。原来这只麂子被一个洋芋噎住了，随着背麂人的抖动，洋芋进了胃里，麂子死而复生。我后来根据这些听来的故事加上平时收集的其他素材，整理创作了《猎人的故事》。
转眼60年过去了，大哥已去世7年，还享受了27年的退休工资。60年前的这一次寻亲的经历，深山夜话收获的点点滴滴，给我留下永远的记忆。（责编：糊汤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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